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续2）

——市场原教旨主义批判

雷璟思

2026年3月15日

20世纪40年代初，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长期盛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把中国革命推向了绝境。在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在引进西方经济学和市场经济理论的同时，在我国思想理论界和社会思潮中出现了一种“新教条主义”。所谓“新教条主义”就是在我国新时期改革开发过程中把西方经济学理论教条化、把西方市场经济原则和美国市场经济模式神圣化。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制原教旨主义（或称私有制万能论）就是“新教条主义”的集中体现和表现形式。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苏联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也曾经出现把西方经济学理论教条化、把西方市场经济原则和美国市场经济模式神圣化的“新教条主义”思潮，在改革中强力推行“休克疗法”的“新教条主义”，曾把苏联经济推下灾难深渊，这是导致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和东欧剧变的重要理论根源。与此同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新教条主义”主张推行从经济到社会各领域的全盘市场化改革，已经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推到了危险境地，从根本上威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从根本上威胁我国国民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进程，从根本上威胁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制原教旨主义进行革命性的彻底地批判。在此，我们首先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理论上的革命性的彻底批判。

一、市场原教旨主义核心观点

商品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小商品经济、规模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或大规模商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市场原教旨主义是随着经济形态从小商品经济到规模商品经济进而到市场经济而发展起来的把市场机制绝对化、神圣化而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理论。

市场原教旨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自由放任”思潮，以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为基础，主张市场自发调节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原教旨主义‌完全相信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能力，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经济平衡，主张市场机制可自发调节经济活动并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核心观点是：一是市场万能‌——市场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供需，实现市场供需均衡；二是反对干预‌——反对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政策或管制等手段干预市场；三是私有化与自由化‌——主张全面私有化和经济全面自由化，认为这是市场效率的保障。市场自由经济的理念是，如果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狭隘的私利，公众的利益可以得到最大化。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以下几位：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主张市场自发调节，反对政府干预，认为市场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主张自由市场和自发秩序，认为市场是信息沟通机制，反对中央计划。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货币主义代表人物，主张政府应控制货币供应，减少干预，认为市场能自我调节。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提出产权理论，认为市场能通过产权界定解决外部性问题，支持自由市场。安·兰德（Ayn Rand）‌：主张个人主义，认为市场能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反对政府干预。这些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共同推动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广泛流行，强调市场自由和反对政府干预。

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常因条件缺失（如供给不足）引发经济危机，忽视外部性、混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道德风险和资本  属性等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频发的经济危机、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朴素市场原教旨主义乃至古典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不断冲击，在西方经济学家的努力下，市场原教旨主义不断补充内容、维护内核、装饰外表和修正枝节，使市场原教旨主义在保持基本范式内核的前提下能够得到不断完善，使之越来越精细化、精准化、实证化、系统化、模式化。市场原教旨主义把经济自由化理论极端化、绝对化，主张实行全面市场化、全盘私有化、彻底自由化，认为市场不仅能够自发优化资源配置，不需要政府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而且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声称公共利益可以通过允许人们追逐自我利益得到最好的实现，能够实现社会平等、公平、公正、民主，因而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新自由主义兴起，进一步推动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发展，强调放松市场管制和私有化。20世纪80年代，市场原教旨主义被美国里根政府与英国撒切尔政府奉为政策核心，通过放松市场管制、私有化改革促进资本自由流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完全自由化模式受到广泛质疑，其理论矛盾和实践缺陷被充分暴露。全球金融危机后，有学者如斯蒂格利茨等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无法独立解决外部性问题，其理论矛盾和实践缺陷引发深刻反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历史演变反映了其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过程，也揭示了其在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局限性和根本缺陷。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典案例主要集中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经济政策实践中，以下是几个典型例子：例如，‌美国里根政府的“供给学派”改革（1981-1989）‌主要政策内容‌是，大幅减税、放松金融管制、削减社会福利，主张通过市场自由竞争刺激经济增长。虽然短期内美国经济复苏，但长期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政府债务激增，为2008年金融危机埋下隐患。再例如，英国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浪潮（1979-1990），‌主要政策内容‌：将国有企业（如电信、铁路）私有化，削弱工会权力，推行“去监管化”。虽然英国短期提升效率，但长期引发公共服务质量下降、劳工权益受损，加剧社会不平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导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如放松对衍生品交易的监管）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积累的必然产物，雷曼兄弟破产引发全球股市暴跌，暴露市场机制无法实现自我调节的根本缺陷。随后全球多国转向凯恩斯主义政策，加强金融监管和对货币扩张政策。这些案例共同揭示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实践中的矛盾：短期可能刺激增长，但长期却引发系统性风险和极度社会不公，最终损害经济长期发展的根基。因而市场原教旨主义缺乏实证支撑，常被视为意识形态信仰而非科学理论。

二、乔治·索罗斯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判

乔治•索罗斯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中首次提出“市场原教旨主义”概念，批判其将市场视为道德准则的倾向。索罗斯通过做空英镑获利，揭示市场原教旨主义忽视政府干预必要性的局限性。索罗斯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判，核心在于揭示其理论缺陷与现实矛盾，指出市场无法自我调节，强调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并以互联网泡沫和次贷危机为例证。

索罗斯认为市场原教旨主义依赖“有效市场假说”，假设市场能自动纠偏，但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思维与现实存在双向影响和互相决定，导致市场失灵。例如，互联网泡沫期间，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忽视监管，最终引发系统性风险。索罗斯的批判揭示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内在矛盾，其理论与实践均无法独立解决外部性问题。索罗斯在2009年复旦大学演讲中抨击市场原教旨主义，看好中国经济，其理论在次贷危机后被广泛讨论。索罗斯主张通过监管工具（如资本要求、货币供给调整）防止市场泡沫，反对完全自由化。他强调，金融危机后需加强监管，而非回归市场原教旨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实践批判

马克思主义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判,就是从重大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出发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行彻底地批判。我们既要从实践方面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又要从理论方面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划清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界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抵制和防止市场原教旨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严重危害。

马克思主义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实践批判，就是从重大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展开彻底地批判，揭露市场原教旨主义脱离实际和逻辑荒谬，揭露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罪恶目的和严重危害。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市场原教旨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既是饮鸩止渴的毒药，更是催命符。在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原教旨主义即市场教派在政治上得势的最大事件莫过于推动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和东欧剧变。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休克疗法”把苏联经济推向了灾难深渊，给苏联国民经济造成的破坏和损失相当于打两场半卫国战争，恶性通货膨胀竟高达五千多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几十年积累的财富被洗劫一空，直接导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家丧失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的地位，从超级大国之一沦为世界的二等公民，执行多年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一纸空文，美国西方国家当初许下诸如什么“优化资源配置”和“过上富裕生活”等诺言不过是引诱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当的真正谎言，他们的真实企图只有一个：就是搞垮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搞垮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置苏联于死地，决不让它重生，就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也绝不能让它发展壮大，最终目的是在全世界搞垮社会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让苏联国家和人民付出如此惨重代价，在人类历史上的惨痛教训是极为罕见，也是极其深刻的，永远值得我们牢记和汲取，必须坚决防止市场原教旨主义导致苏联解体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市场原教旨主义必然导致严重的两级分化，是造成人类社会分裂对抗的理论根源。从世界范围来看，两级分化在日益加深。据联合国有关部门2006年12月发布的报告，全球最富有的10%人群占有全球85%的财富，世界底层的半数人口仅拥有世界财富的l%。世界最富国家和最穷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1973年为44：1，2000年扩大到227：1。据联合国农粮组织2009年6月的资料，全球饥饿人口己达到10.2亿人。

从国内来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显著提高，成功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和深化趋势，社会贫富差距问题逐渐凸显‌，中国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仍高于国际警戒线，2024年基尼系数为0.462，2025年第一季度为0.458，虽有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根据统计数据， 4亿中产阶层家庭年收入在10万至50万之间，而6亿人的月收入低于1000元，相当于年收入低于1.2万元。国际比较显示，中国基尼系数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中游水平。2022年，中国官方基尼系数为0.466，虽然低于巴西（0.53）、南非（0.65）等发展中国家，但高于德国（0.29）、日本（0.33）等发达国家，与同属金砖国家的印度（0.35）相比，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则更为突出。研究显示，中国前1%家庭的财富占比从2015年的30.6%上升至2020年的34.6%，而底层50%家庭的财富占比则从16.5%下降至14.1%。中国社会财富集中度过高，2010的世界银行最新报告称,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房产等资产价值的区域差异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财富分化鸿沟。

市场原教旨主义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也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思想根源。金融市场全球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目标之一，市场原教旨主义将市场骗术式美化为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方，虽然暂时消解了美国经济的“滞胀”病痛，却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2008年9月，以美国“两房”公司破产为导火线，在美国引爆了国际金融危机，并迅速波及到实体经济。美国工业生产下降46.2%，14万家企业倒闭，家庭净资产缩水36%，吞噬了美国人近20年积累的财富，人民生活水平倒退到1992年水平。此次危机严重加剧了美国的贫富两极分化，不仅中产阶层处境艰难，而且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受害最为深重。据美国最新人口普查统计，经济衰退使4600万人生活陷入贫困之中，创近52年来的最高记录。列入“极端贫困人口”的人数和比例达到了1975年以来最高水平，近2100万人每人年收入仅5272美元。此次金融危机很快蔓延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西方国家工业生产下降37.2%，全球金融资产缩水超过50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全球一年的产出总值。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失业人数超过2亿，约有50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

但是，在美国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靠金融当局的干预。美国每当信贷扩张造成金融危机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通过增发货币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推动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所说的“市场的魔术”。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金融当局的这种“非对称激励”的干预措施本身就不是市场行为，而是“玩弄货币”的行为。美国金融当局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当流动性过多而造成轻率信贷，并最终导致再一次金融危机时，新一轮的“注入流动性”又再开始了。美国推行所谓“注入流动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开动美元印钞机滥发纸币，开始美国式从全世界收割各国发展成果和世界各国人民财富的一场浩劫，此举虽然解救了华尔街寡头危机，却让世界吞食下市场原教旨主义和金融垄断寡头酿成的苦果，而且埋下了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缓慢的巨大隐患。

面对这场给人类社会造成严重灾难的全球金融危机，全世界各国都在反思，西方各界纷纷质疑、批评政府经济政策，矛头直指华尔街寡头，指向市场原教旨主义。然而，中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徒们却一意孤行，不但不进行反思，却继续坚持把市场机制作用绝对化和神圣化的教条，扬言“不能因为世界经济危机而怀疑和反对自由市场制度”，鼓吹中国必须继续朝着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推进改革。从本质上说，他们在“改革”旗号的掩护下，企图把我国推上渐进式的全面自由化、全盘私有化、全盘西化的邪路，挑战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底线，妄想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最终把中国沦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经济殖民地和附庸。因此，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斗争，己经不是所谓经济理论观点的分歧和争论，在改革话语权的背后，实质上是改革领导权、改革主导权和改革根本方向之争，归根到底，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向何处去的之争，关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强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之争。

四、 马克思主义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批判

马克思主义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批判，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展开彻底地理论批判，揭露其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哲学基础，揭露其在哲学上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对立，揭露其荒谬本质及其哲学理论根源。市场原教旨主义把市场作用绝对化和神圣化，认为市场能够自发调节经济，能自动恢复平衡，反对政府干预，“看不见的手”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但从客观事实和理论逻辑上看，市场原教旨主义在理论上存在四个根本缺陷。

(一)市场原教旨主义只承认市场机制的作用，否认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基础作用，必然导致经济脱实向虚，最后导致经济强国走向经济衰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经济的整体运行过程分为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基本环节，遵循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经济活动过程。在商品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渠道和方式，是经济过程实现惊险一跳的高台，因而市场具有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决定性的枢纽作用。而市场原教旨主义却把市场的这种作用绝对化和神圣化，否认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割裂了商品经济运行过程的连续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用市场这个关键环节代替经济体系整体，即用部分代替整体。这样就必然从理论逻辑上走向荒谬，在政策和实践上导致严重恶果，必然导致整个社会忽视生产、忽视实体经济，经济走向脱实向虚，只认GDP总值和金融市场价值的虚体经济。从西方经济发展史看，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和美利坚金融帝国就是最好的例证。

西班牙帝国通过残酷的殖民贸易涌入的大量白银，在1521-1600年期间，约有1.8万吨白银流入，但西班牙主要用于进口商品和战争物资，而非投资实体经济进行生产。这样以来，西班牙不再需要自己辛苦地生产，能够直接通过金银向西班牙周围的生产型国家如英国等购买商品，西班牙国内原有的产业也因此而衰败，引发经济的脱实向虚。同时，外国金融资本如富格尔家族等控制了西班牙政府财政，加剧其经济的脱实向虚，最终导致了西班牙帝国的衰落。

大英帝国的崛起依托于英国政治权力与产业资本的有效结合，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并催生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早期通过禁止出口、保护主义、财政补贴等手段牢牢占据先进产业地位。然而英国国内产业资本向国际金融资本的转变，却导致了经济的脱实向虚和工业的衰落。随着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和1850年开始的自由贸易改革，金融资本逐渐获得政治权力从而主导政策制定。资本从国内工业转向海外投资，银行业专注贸易金融和国外贷款，导致国内生产性投资被挤压，工业竞争力下降。英国金融资本压倒制造业生产部门，成为经济中最强势的一部分，从此伦敦金融城站在英国制造业衰落的“尸体”上繁荣起来。然而，从工业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看似赚取了更高的投资收益，并没有让英国变得更加强大，因缺乏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和背后强大国家实力支撑，国际化英国资本却摧毁了自身赖以生存的经济根基，更无力面对新崛起的美国的金融狙击，最终为美国所超越，相继失去工业、贸易、军事与金融霸权。

当英国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大力推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思潮、经济逐渐金融化之时，美国则在当时美国经济学派的影响下大力发展工业，逐渐在世界市场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1880年时美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仅有14.7%，而到了1945年该数值接近50%。美国制造业世界占比自1945年以来持续下滑，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处于世界第一，即便顶峰时期的苏联与日本也均未超过美国，直到2010年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才被中国取代，美国制造业世界第一的位置长达120年。

1970年代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爆发后，美国并没有着力解决二战后导致实体经济增长乏力的一系列问题。1980年里根政府全面转向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推行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并放松对金融的管制，金融霸权替代工业霸权成为了美国霸权的新基础，通过更加激进的金融扩张政策加剧经济的脱实向虚。如同西班牙和英国一样，与制造业衰落相伴的是美国金融业的急剧扩张：美国金融业产值于1990年第一次超过了制造业产值，到2015年时达到制造业的两倍，成为引领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美国金融业利润占全行业利润比重也从1948-1984年的均值12.78%上升至2002年时的30.9%。在历史案例中，缺乏坚实实体经济为基础的金融业繁荣已被证明很难持续，经济脱实向虚已经引发美国经济衰落，即便美国政府近年来出台多项“再工业化”政策尝试，但光靠强制制造业回流却难以从根本性解决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

国债规模持续高速膨胀是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另一个集中体现。根据最新数据，美国国债总额已接近38.9万亿美元，且财政赤字驱动债务高速积累，在2026财年前五个月平均每周借款约500亿美元。衡量债务负担的常用指标是债务与GDP的比率。截至2024财年末，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已突破120%，若加上州和地方债务，美国政府总债务与GDP的比率更达到约134%。2024财年，联邦政府净利息支出达0.88万亿美元，已成为社会保障、健康支出之后的第三大支出项目，占总支出约13%。美国联邦预算委员会主席预计，2026年的债务利息支出将超过1万亿美元，到2036年更将突破2万亿美元。高利息支出必然挤占国防、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公共投资，压缩了财政政策的弹性空间。美国债务持续膨胀引发多重风险：一是债务总额持续不断攀升，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到2035年美国债务总额可能攀升至52.1万亿美元。另一项估计指出，到2047年债务总额可能达到美国GDP的200%；二是美国信用评级下调，由于巨额财政赤字和利息成本上升，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在2025年5月将美国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1；三是削弱美元信用根基，高企的利息支出和债务货币化趋势，被认为削弱美元的信用根基。总之，国债规模持续高速膨胀以及债务与GDP的比率的不断增高进一步加速了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步伐。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制造业总产值占全球35%，为第二名美国的三倍，超过第二至第十名的总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实业强国”战略，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大力推动“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式现代化”，这是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性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国发展道路标志着社会主义的生产经济逻辑对金融资本主义的食租食利逻辑的超越，具有重塑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大意义。

（二）市场原教旨主义割裂经济体系中个体与组织的关系，否认经济活动中“经济组织”的根本作用和主体作用，必然导致脱离客观实际。

众所周知，“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即把人看成是完全理性、自私自利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者，认为每个人在做经济活动选择时，都会像精密计算机一样，算清楚所有选项的利弊，然后挑选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一项，而且个体的理性自利选择最终能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然而，在从人类历史和客观事实上看，现实中的个人不会总是那么理性，总会受到个人情感、个体能力、社会资源、社会规范、信息不足和利益取向等因素重要影响，其行为往往更加复杂多变和难以预测，在经济活动选择时难以舍弃个人利益以增进社会整体利益。这样以来，必然导致社会严重的两级分化，形成阶级和阶级斗争，造成社会的分裂对抗。同时，人类经济发展史证明，“经济人”假设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经济现实，与经济活动的实际过程严重脱节，走上理论与实际分裂和脱离的邪路。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也证明，“经济人”假设难以面对各类“经济组织”是经济运行基础和主体的客观现实，难以面对和解释各种各样的实际经济问题。如果抱住“经济人”假设不放，西方经济学必将最终走向“黑板经济学”，必然走进理论脱离实际的死胡同，也必将面临一场脱胎换骨的理论革命。作为以“经济人”假设为逻辑基础的西方经济学主要内容“市场原教旨主义”同样越来越脱离经济现实，必将导致理论假设与客观实际的错位和脱节，也必然被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所抛弃。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论断，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和组织的关系，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石，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基石。从经济方面来讲，“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经济组织”，这里的经济组织是具有经济功能的家庭、企业、事业机构、社会机构、国家机构和国际组织等。从逻辑上讲，个体已包含在经济组织中，经济组织是市场交换的最主要的主体或载体，是经济活动主要承担者，经济组织是现代经济活动的基础和支柱，是现代商品经济理论逻辑起点。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否定“经济人”这种脱离实际的假设，确立“经济组织”的科学理论基础，确认个体与组织的本质关系，明确经济活动中经济组织的根本作用和主体作用，走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唯一正确道路。

（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还原论从自然界移植到人类社会的荒谬做法

还原论的核心思想是用更基础、更简单的实体来解释复杂的实体或现象，其目标在于将复杂数据和现象简化为简单术语。还原论认为，复杂的系统、事物、现象可以通过将其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的方法，加以理解和描述。还原论的思想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笛卡尔的分析方法是其早期代表。在近代，艾萨克·牛顿的力学体系则被视为还原论在近代科学中的最初成功典范。近代科学革命后，以牛顿力学的建立为标志，还原论方法在17世纪后成为推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核心方法论，并逐步获得主导地位。“还原论”一词则由美国哲学家蒯因在1951年才正式提出。当历史的车轮推进到20世纪中叶时，科学观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变化，自然观和方法论开始由还原论转向整体论、由构成论转向生成论。系统科学等新兴学科对还原论提出了挑战，还原论在面对复杂性较高事物时表现出明显的狭隘性，其局限源于复杂系统的性质及其变化，容易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科学发展史看，在自然科学领域还原论曾经取得重要成果，但还原论不能解释现代性别平等现象，在社会科学中应用则更加困难。科学观出现由还原论转向整体论的演变。整体论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事物具有无法用部分之和解释其本质属性，更不能有部分属性代替整体属性。市场原教旨主义运用还原论方法，通过“经济人”假设把原本用于自然科学的领域的还原论移植到用于人类社会的经济领域，把人类社会复杂的经济系统整体归结为的市场这个简一经济元素，割裂部分与整体的本质关系，把市场机制绝对化和神圣化，在商品经济的整体运行过程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四个基本环节中，单一抽出市场机制这一环节，夸大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市场机制代替经济整体活动，必然导致其违反事实真相的荒谬结论。

（四）市场原教旨主义荒谬地为市场机制和追求私利者赋予了道德品质

市场机制的特质恰恰是它与道德无关，这就是说，在市场价格竞争中只有利益的考量，并不存在道德的考量。这种超道德性正是市场机制之所以有效的原因之一，它允许参与者一门心思地关注自身利益回报的最大化，而不需要考虑社会后果。但是，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终有利于共同利益。在这里，市场原教旨主义通过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等同，这样就荒谬地为追求私利者赋予了道德品质。但是，如果市场并不趋向于均衡，私人利益就不会等同于公共利益。如果对市场不加干涉，市场就容易走向使社会分裂对抗的极端，这就恰恰证明，原教旨主义者给市场机制和追求私利者赋予道德品质就更加错误和荒谬。正是由于市场是超道德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完全由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必须通过公共政策来保证公共利益。如果没有对公共利益的真正关注，社会各界将无法实现团结。如果私人利益不能等同于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则就必须在市场之外的途径中得以实现。这样就必须把制订规则和在规则下采取行动这两者区分开来。作为市场参与者，只要在规则下行动就可以追逐自我利益。但作为规则制订者必须由公共利益作引导，通过公共政策引导和保护公共利益。然而，市场原教旨主义声称公共利益可以通过允许人们追逐自我利益最终得到最好的实现，这样不仅抹煞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区别，而且抹煞了制订规则和在规则下采取行动这两者的区别，必然导致错误和荒谬的结论。